我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城西南大冯古庄一个贫下中农家庭里，读了一年私塾，三年小学，二年制龙华第三高小。毕业后即去天津一个文具工厂当学徒工。在旧社会受尽了剥削，每月只发给五角钱理发，洗澡也不管，三年才算学满一节（有的一年左右算一节）。学徒工一旦犯点小错误，还不断的挨打；有的病了，厂里更不会给好好的治疗，就给个路费回家。都是贫农的孩子，回家后，看不起病就死去。夏天在五、六月间还打夜做工，一干干到晚上11点，当时有这种情况。我学不到两年即借故回家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学徒工挨打受气受剥削，真受不下去。

1929年　经过我的同学贾景源介绍，去津浦路泊镇(泊头市)第九师范学习养蜂。蜂厂设在交河簸箕张庄，实地学习，学习班的教授是李济家。我跟他学了一年四季的蜜蜂管理、人工分蜂、人工造王及养蜂管理的一切注意事项，这些我都学会了。

1930年，贾景源和他在第九师范的同学集资200余元，买了14群蜜蜂，这些蜜蜂繁殖成40余箱卖出，每股东获利50元。

1931年每股就分红利36元，后因周转资金太少，加之蜂箱内絮的棉花被黄蜂盗走，蜜蜂受冻，再加蜂群内存蜜不足，蜂群死亡惨重。

1933年4月，我由贾景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白色恐怖下，住在桑园我父亲的老朋友闫君实大药房，我们二人共筹款200元，由贾景源去北京东安市场的秘密联络点买书，打成包件运到闫君实家，尽是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。我记得有鲁迅、郭沫若的书，有党中央的文件，采用《汉书》皮，外边一看是普通的小说之类，里边内容尽是共产党内文件。贾景源跑北京购买，我在桑园住着，骑自行车到衡水、武邑、冀县师范、泊镇第九师范出售的进步书籍最多。在桑园这段卖书，在邮政局寄出到各县乡村师范，特别是泊镇第九师范的学生买的最多。我还到过德州市师范、衡水师范（枣强刘辉同志在此当教员）。我们在桑园搞得红火，引起桑园公安局的注意，闫君实怕出问题告诉我这个消息后，我马上把所有书籍打成两大包交到大兴标局运到衡水，找到在衡水县师范当教员的刘辉，他大力支持该校学生买了很多进步书籍。刘辉同志还给我写了一封到冀县第六师范的介绍信，在那里卖的书颇受欢迎，但没等到收钱，校方就把我轰出来了（现在刘辉给我介绍的同志名字已记不清了），我把书放到那位同志那里。过后，我去收钱，校方不让我进校门。当时，我最感谢刘辉给我介绍那位同志。以后听刘辉说，冀县师范校方使那位同志受到委曲和影响，直到如今我对这位同志念念不忘。

1934年的时候，国民党根本不为老百姓谋利益，想尽一切办法剥削老百姓。在景县成立官产局，说景县有24厂，每厂有地24顷。又说这是皇上旗人跑马占地，这地是皇上的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从心里反对。我家这12亩地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，怎么成了皇上的、旗人的地呢？因此我父亲也反对。为此，我跑遍了景县有厂粮地的24个村，说明地是祖传下来的私人土地，凡有厂粮地的都起来反对。我请示了刘建章同志，他对我说：制造舆论，串联各村有厂粮地的，定个好日子，集合24个村农民到景县城里游行示威，高呼“打倒官产局”等口号。还没有到去城里游行，景县官产局就吓跑了。这个行动是刘建章领导指示的，刘建章是景县建党的创始人之一。

1937年　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当时国民党政府都吓跑了。我们景县处于无政府状态。不久，我找到景县领导张俊峰同志，问他：“怎么办？”经研究，（当时，景县有葛荣华把景县地主家枪支收集起来），打进葛荣华军中去。张俊峰同志打进这个军队，活动上层人物吴松涛，他就投到八路军（当时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二十八支队，后改为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五支队—编者注）。当时五支队赵义京为司令，让为八路军五支部副司令（吴松涛任参谋长）。以后又投降日本，不久葛荣华被日伪军枪毙了。这个打进是成功的，单身投敌，但那些枪支人马都归五分区司令部领导了。

1938年在王谦寺(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县境西南部)成立抗日县政府，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。在代表大会上，我被选为县农会组织部部长。当时的任务是各村成立农会，减租、减息，破路、打狗。当时为了带头，我把我的狗打死了。为什么打狗，当时游击队都是在晚上行动，防止狗咬被敌人发觉，所以打狗。破路是为了打击敌人，掩护我们的游击队行动；第二个作用，防止敌人汽车行动。当时减租、减息，发动做雇、佃、贫运动，我们在朱加官召开全区的雇、佃、贫代表大会，这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，我在这个大会上发展了共产党员30多人，到了土地改革运动，这些共产党员都是积极分子。这些同志是少地、无地的穷人。记得我任区委书记的时候，有三个章村、四个堡定村，联合这七个村的雇、佃、贫民开大会，有千余人参加。在贫农和佃户中选了一个人，在大会上诉苦，我就在诉苦大会的旁边教一句，他就说一句。

1938年底，冀南行署在广宗县(位于河北省南部的邢台市东部)件只镇召开各县代表会议。我县抗日县政府行政科长张泽民同志和我参加了这个大会。当时冀南行署主任是杨秀峰、副主任宋任穷、冀南区党委书记李青玉（未参加会）。在大会上邓小平、刘伯承、杨秀峰等同志都讲了话，我记得邓小平同志讲游击战争和抗战是长久的，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的。刘伯承讲游击战争，讲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。开会期间，日本鬼子开始进攻县城，在件只镇能听见炮声，与会的代表有些恐慌，刘伯承在大会上说：“我负责大会的安全。”代表们一听这话，大家就稳定了情绪，最后安全胜利地把会开完。再回本县。在威县七级附近，又遇石友三的部队，他是国民党部队，与我军不断的闹摩擦，我们就绕着走。

1939年　敌人开始扫荡，敌人提出“杀光、烧光、抢光”的“三光”政策。这时五地委领导各村支部，号召党员和群众挖地洞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专找敌人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，利用下雨冲的一个浪窝，挖了一个安全洞，找了周生和我侄子窦长荣，均是共产党员，在家拿了三个秫秸、三根棍子，一个油灯，一夜挖了个安全洞，里边能坐四、五个人。任何人不知道，准备敌人扫荡的时候做掩护。

在1942年春，敌人的碉堡林立，有一次县委在王高堡开会，开到深更半夜，怕敌人捂村。这时县委书记赵仲对我说：“咱到你村住一夜。”我们走了十七八里地，到了我村大冯古庄。赵仲对我说：“咱住在你家。”我说：“我家不能住，敌人知道我是大大的八路。”我就领着赵仲到了我村一个菜园子，是我大伯的菜园。我们就地躺下，累坏了，躺下就睡着了。天一亮，有本村佃户李中华背着粪筐，把我叫醒，他说：“继仪叔，怎么你还睡呀，咱村青年都被鬼子捂走，去彭村挖惠民沟去了。”这时，我把赵仲叫醒，跟我走西边一个庄稼道，敌人没有走过这条路。走到候家坟北头一棵杜树下，就看到去彭村的路上敌人赶着抓的老百姓，看得真真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对赵仲说：“在这地南头道沟旁，我挖了一个安全洞。”他说：“你领我去看看去。”我俩在这洞口坐着说话，我一抬头，看见鬼子带着狗向我俩走来。我说：“赶快钻洞！”刚进去敌人在洞上面就过去了，没有发觉我们。敌人向西北走去，我和赵仲同志安全地在这道沟里进村。这时我父亲认为我被鬼子抓走，他不知道我挖了个安全洞。1949年赵仲南下，他走到哪里，说到哪里，这个安全洞起了这么大的作用。

先是挖安全洞，环境逐渐的恶劣，敌人不断的扫荡，敌人碉堡林立，我在上级党的领导下，在大台辛庄和白家辛旺，这两个村的支部党员多，村干部大部分是党员，进行挖地道，有20多家通了地道，还有卡口。敌人如果放毒瓦斯，我们也有办法，始终这两个村的地道没有被敌人发觉。一旦敌人扫荡，我们五分区负责人大部分来这两个村地道作掩护，敌人扫荡过后，就出来坚持工作打击敌人。晚上到敌人据点附近，在煤油筒里放进鞭炮，一放，逗的敌人放机关枪，这样迷惑敌人，敌人也闹不清有多少八路军。

这地道起了很大作用。来这里掩护的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又怕来掩护的人如果被捕，领着敌人来破坏我们。为防止万一发生，我们想出一个办法，向凡是来掩护的说明白，不是不相信谁，先把来掩护的同志领到一个院子里，把眼蒙起来转几个院子，再进地道口，到了地洞里，就把蒙眼的毛巾摘下。敌人扫荡过去，再蒙上眼睛出地道口，再转几个院子，主要让掩护不知道地道口在哪里。

吃饭问题，吃棒子面窝窝头，吃咸菜。我记得大台辛庄支部书记刘长荣，他家住在村南，一家人参加，利用他家里一个猪圈，挖了一个能盛五、六个人的地洞。有一次地委武装部长牟海秀去宣传地方精神，在这洞里开会，有县长郝正平，曹宝生参加。这个地洞口在喂猪的一个铁盆子底下。刘长荣家里很穷，没有饭吃，我晚上走10里路去白家辛旺找村长弄了两斗棒子，当晚回来，进大台辛庄，不敢走大道，在村外听听村里没有敌人，再背棒子进村，再让刘长荣爱人加工做好窝窝头，就是这样艰苦奋斗。

1942年两枪打了个大胜仗　1942年春节，我们景南县县委机关住在律寨村的东边吕屯村。腊月三十这天，五分区司令部带有一连八路军，这个连有三挺机关枪。他们在律寨村住下，就马上搭台子演戏，一部分战士挖防卫工事。县委机关数我年岁大些，大年三十这天，区里给我送来慰劳品，有猪肉和白面等。每逢过节日、阳历年，我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准袭击敌人；过阴历年，日本鬼子准来打我们。在三十这天，我就料理包饺子，包好饺子等明天一早吃饺子过年。我把水烧开，把饺子做熟，吃饱了。我们县委机关同志集合起来，准备向该村烈军属拜年的时候，律寨村南机关枪响了。这天出动的有彭村、马朗、孙村、后留名府、大兴、龙华的鬼子，龙华是总指挥机关，中村队长为总指挥。我们司令部防守特务连长第一枪打死鬼子的机枪手，中村鬼子总指挥接过机枪就向我们打枪。我们连长第二枪把总指挥队长打死。这时敌人放了个信号弹，各路围攻律寨村的六路鬼子都灰溜溜的跑回各据点。这次战斗时间很短，两枪打死中村总指挥、机枪射手。各村老百姓听说打死中村，各区纷纷给司令部送慰劳品，这个胜利太好了。

1942年秋天，具体日子记不清了，孙村鬼子才安上据点不久，环境逐渐恶化。这时我们开县委会，有县委书记赵仲、组织部长王俊杰、宣传部长陈非和我。正在这家东房里吃饭的时候，王俊杰正在北房里，突然孙村敌人来乜高堡村。敌人在北上房，把王俊杰抓走。我和赵仲、陈非在东屋，敌人没有发觉我们三人。这时候，这家一个姑娘对我们说：“我给竖上梯子，你们逃跑吧。”这时，赵仲、陈非和我跳到后院，这家正在雇人铡草，陈非同志接过刀来就铡草。我和赵仲就跳墙头，赵仲跳是脸向里，扒着墙头向下跳下去的。在跳的时候敌人没有发现我俩，赵仲跳下就跑，这时敌人发现了他，就向他开枪。敌人一打他就扒下，不打就跑。我认为赵仲被打死了。我当时很紧张，脸朝外向下跳，摔的不能跑了，这时敌人发觉我，问我：“你干吗的？”我说：“走亲戚的。”“上哪村走亲？”我说：“东柳高堡。”“是你的什么亲戚？”我说：“是我姑夫。”“你家姑夫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说：“叫柳凤德。”敌人说：“你是哪村的？”我说：“是大冯古庄的。”敌人说：“你村村长是不是叫高兴臻？”那鬼子不懂汉语，问我的是皇协军。押着王俊杰的皇协军说“带着他！”问我的那个皇协军说：“带人家干嘛，人家是走亲的。”这时我也不敢跑，就慢步走到刘镇，这村离柳、乜高堡约三华里的样子。这时我心想组织部长被敌人逮住了，赵仲（县委书记）被打死了。刘镇聂兆瑞的儿子是个党员，我到他家对这个党员说：“请你父亲赶快去乜高堡找村长，想办法救人。”这个乜高堡党的基础好，农会主任都是党员。房东对皇协军说：“这是我儿子，在天津学买卖才回来。”村长乜庆林偷偷送给伪军几十元钱，把王俊杰马上放了。赵仲被打了十几枪，没有打伤，他跑到杨庄村东碰上一个党员正在放羊，他接过大鞭装放羊的，这下子就安全无事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把腿摔着，回村养了十几天，就好了。以后敌人知道了错放了一个大大的八路的干活的，这才在孙村安据点，鬼子是不了解情况。

1943年我村有个姓彭的，小名叫彭秃，我和牟海秀同意派他到孙村据点中当伪军，当时给他的任务是经常将孙村敌人的详细情况向我们报告。

在8月30日这天，十个伪军两个鬼子驾两辆马车到石德路龙华车站领子弹和给养。彭秃上午到了龙华，正是龙华集日，他碰见我村窦二来，把这个情报送了出来。当时县大队住在房家辛旺，收到这个情报马上研究，马上派了一个排的兵力，埋伏在圣堂西南方向一个道沟里，沟两旁长有红荆，很好隐蔽。又派了一个战士穿便衣背着草筐放哨，如下午敌人回来的时候增加大批人马，在一个松树后就打一枪，我们的埋伏就撤走，就不打了；如果仍是原来的两个鬼子十个伪军运回子弹和给养，就让他们走进埋伏圈。后来，没有十分钟就把两个鬼子打死，其余十个伪军（彭秃在内）全部逮住。这个仗打的很漂亮，我们无一伤亡。

在1943年10月间，我要求去太行山冀南区党校学习（整风）。景南县委批准我到太行山学习。三区委书记由曹保生同志担任。当时，按规定，给我十五斤小米，卖了11元冀南银行票子。当时鬼子出的准备银行票值，九元冀南票兑换一元准备票子。当时碉堡林立，白天不能走，只是夜间由地下通讯员送，很少白天走，由衡水到冀县是白天走的。我给通讯员拉车，行走到了尧山县一带，白天不能行走，交通站住的村长领我到山药地窝棚里，等到晚上交通队员再送我到了任县，我就手中没有钱了，正巧遇见三地委一个宣传部长，我对他说：“我花完了。”三地委宣传部长对我说：“我管你吃饭。”过了京汉路到了太行山最后一个站，那里 没有敌人据点，白天就接着去冀南区党委的路线走。到了区党委住处，吃饭无钱买碗，在地主家找了一个碗，二根柳棍当筷子用，无钱买钢笔，和同志要了一个蘸水笔，用了将尽二年。

这一年，隆平县遭旱灾，老百姓无力种地也无种子。八路军亲自到太行山去背麦种，人拉犁给老百姓种地。这种行动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八路军真是实实在在的是老百姓的队伍，大伙很受教育。

到了党校，当时吃的是小米干饭，黑豆当咸菜。当时到太行山党校约3000人，其中县级干部编一个大队，区级干部编一个大队；下分队再分班。我在的这个班有二十几个队员，进行学习文件。自从学了康生的《论救失足者》，就犯严重逼供信错误，把来自大城市干部、地富出身的干部、被捕过的干部，绝大部分打成判徒、特务，光打人方法就有几十种，逼的受不了了，还有自杀的。以后大队学员由涉县南庄转到林县，住在东西张村进行甄别平反。在西张村召开了给领导提意见民主大会，区党委书记李青玉听同志们批评。我记得一个部队的青年干部在民主大会上对李青玉说：“李青玉，我对您不称同志了，您给谁做的工作，我看你不是给共产党做工作。在冀南这样环境里坚持工作，来到党的怀抱学习，你把他打成反革命。”学员都说：“三李大闹太行山。”是指李大章、李青玉、李德（李大章是北方局宣传部长，具体领导冀南整风学习，犯了逼供信错误）。这个错误主要由康生负责。在延安整风枪决王实味据说也是康生干的。

附：窦继仪生平

窦继仪（1908.1—1996.6）曾用名柳山，景县龙华镇大冯庄古庄人。

1926年，龙华第三高小毕业后，他到天津一个文具厂当学徒工。1929年到泊镇第九师范学习养蜂技术。

1933年4月，由贾景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白色恐怖环境下，他以养蜂为掩护，骑自行车到衡水、武邑、冀县师范、泊镇第九师范出售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。1934年在刘建章的领导下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，取得土地所有权的胜利。

1938年，他任景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农会组织部副部长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，发展共产党员。

1939年，任景县第四区区委委员，宣传、组织群众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抗日活动。

1940年至1942年，历任景南县一区、三区区委书记；1942年被选为模范共产党员。

1943年10月，到太行山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整风学习。

1945年6月，回到景县任二区区委书记。

1946年7月，任景县工委组织部副部长、武装部长。

1948年，任冀南贸易公司衡水分公司经理。

1949年，任华北土产公司临清分公司经理。

1950年任中国土产公司平原省公司经理。

1952年任中商部监察局监察专员。

1958年，监察部驻各部监察局撤销，他被调到安徽省淮北，筹建矿区，投产后任新被批准成立的淮北市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，任职十四年。

1972年4月离休，定居北京西城区。曾担任青龙桥学校的校外教导员，还担任西城区关心下一代协会成员。

1992年，他撰写了革命回忆录，对景县（景南县）从1934年至1943年的历史现状、抗日斗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1996年6月，窦继仪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8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