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窦继仪——原淮北市市委副书记回忆抗战

2010/8/6 14:58:27      阅读3545994次

我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城西南大冯古庄一个贫下中农家庭里,读了一年私塾,三年小学,二年制龙华第三高小。毕业后即去天津一个文具工厂当学徒工。在旧社会受尽了剥削,每月只发给五角钱理发,洗澡也不管,三年才算学满一节(有的一年左右算一节)。学徒工一旦犯点小错误,还不断的挨打;有的病了,厂里更不会给好好的治疗,就给个路费回家。都是贫农的孩子,回家后,看不起病就死去。夏天在五、六月间还打夜做工,一干干到晚上11点,当时有这种情况。我学不到两年即借故回家。在这段时间里,学徒工挨打受气受剥削,真受不下去。

1929年 经过我的同学贾景源介绍,去津浦路泊镇(泊头市)第九师范学习养蜂。蜂厂设在交河簸箕张庄,实地学习,学习班的教授是李济家。我跟他学了一年四季的蜜蜂管理、人工分蜂、人工造王及养蜂管理的一切注意事项,这些我都学会了。

1930年,贾景源和他在第九师范的同学集资200余元,买了14群蜜蜂,这些蜜蜂繁殖成40余箱卖出,每股东获利50元。

1931年每股就分红利36元,后因周转资金太少,加之蜂箱内絮的棉花被黄蜂盗走,蜜蜂受冻,再加蜂群内存蜜不足,蜂群死亡惨重。

1933年4月,我由贾景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白色恐怖下,住在桑园我父亲的老朋友闫君实大药房,我们二人共筹款200元,由贾景源去北京东安市场的秘密联络点买书,打成包件运到闫君实家,尽是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。我记得有鲁迅、郭沫若的书,有党中央的文件,采用《汉书》皮,外边一看是普通的小说之类,里边内容尽是共产党内文件。贾景源跑北京购买,我在桑园住着,骑自行车到衡水、武邑、冀县师范、泊镇第九师范出售的进步书籍最多。在桑园这段卖书,在邮政局寄出到各县乡村师范,特别是泊镇第九师范的学生买的最多。我还到过德州市师范、衡水师范(枣强刘辉同志在此当教员)。我们在桑园搞得红火,引起桑园公安局的注意,闫君实怕出问题告诉我这个消息后,我马上把所有书籍打成两大包交到大兴标局运到衡水,找到在衡水县师范当教员的刘辉,他大力支持该校学生买了很多进步书籍。刘辉同志还给我写了一封到冀县第六师范的介绍信,在那里卖的书颇受欢迎,但没等到收钱,校方就把我轰出来了(现在刘辉给我介绍的同志名字已记不清了),我把书放到那位同志那里。过后,我去收钱,校方不让我进校门。当时,我最感谢刘辉给我介绍那位同志。以后听刘辉说,冀县师范校方使那位同志受到委曲和影响,直到如今我对这位同志念念不忘。

1934年的时候,国民党根本不为老百姓谋利益,想尽一切办法剥削老百姓。在景县成立官产局,说景县有24厂,每厂有地24顷。又说这是皇上旗人跑马占地,这地是皇上的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,从心里反对。我家这12亩地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,怎么成了皇上的、旗人的地呢?因此我父亲也反对。为此,我跑遍了景县有厂粮地的24个村,说明地是祖传下来的私人土地,凡有厂粮地的都起来反对。我请示了刘建章同志,他对我说:制造舆论,串联各村有厂粮地的,定个好日子,集合24个村农民到景县城里游行示威,高呼“打倒官产局”等口号。还没有到去城里游行,景县官产局就吓跑了。这个行动是刘建章领导指示的,刘建章是景县建党的创始人之一。

1937年 “七·七”事变后,当时国民党政府都吓跑了。我们景县处于无政府状态。不久,我找到景县领导张俊峰同志,问他:“怎么办?”经研究,(当时,景县有葛荣华把景县地主家枪支收集起来),打进葛荣华军中去。张俊峰同志打进这个军队,活动上层人物吴松涛,他就投到八路军(当时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二十八支队,后改为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五支队—编者注)。当时五支队赵义京为司令,让为八路军五支部副司令(吴松涛任参谋长)。以后又投降日本,不久葛荣华被日伪军枪毙了。这个打进是成功的,单身投敌,但那些枪支人马都归五分区司令部领导了。

1938年在王谦寺(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县境西南部)成立抗日县政府,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。在代表大会上,我被选为县农会组织部部长。当时的任务是各村成立农会,减租、减息,破路、打狗。当时为了带头,我把我的狗打死了。为什么打狗,当时游击队都是在晚上行动,防止狗咬被敌人发觉,所以打狗。破路是为了打击敌人,掩护我们的游击队行动;第二个作用,防止敌人汽车行动。当时减租、减息,发动做雇、佃、贫运动,我们在朱加官召开全区的雇、佃、贫代表大会,这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,我在这个大会上发展了共产党员30多人,到了土地改革运动,这些共产党员都是积极分子。这些同志是少地、无地的穷人。记得我任区委书记的时候,有三个章村、四个堡定村,联合这七个村的雇、佃、贫民开大会,有千余人参加。在贫农和佃户中选了一个人,在大会上诉苦,我就在诉苦大会的旁边教一句,他就说一句。

1938年底,冀南行署在广宗县(位于河北省南部的邢台市东部)件只镇召开各县代表会议。我县抗日县政府行政科长张泽民同志和我参加了这个大会。当时冀南行署主任是杨秀峰、副主任宋任穷、冀南区党委书记李青玉(未参加会)。在大会上邓小平、刘伯承、杨秀峰等同志都讲了话,我记得邓小平同志讲游击战争和抗战是长久的,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的。刘伯承讲游击战争,讲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。开会期间,日本鬼子开始进攻县城,在件只镇能听见炮声,与会的代表有些恐慌,刘伯承在大会上说:“我负责大会的安全。”代表们一听这话,大家就稳定了情绪,最后安全胜利地把会开完。再回本县。在威县七级附近,又遇石友三的部队,他是国民党部队,与我军不断的闹摩擦,我们就绕着走。

1939年 敌人开始扫荡,敌人提出“杀光、烧光、抢光”的“三光”政策。这时五地委领导各村支部,号召党员和群众挖地洞。开始的时候,我专找敌人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,利用下雨冲的一个浪窝,挖了一个安全洞,找了周生和我侄子窦长荣,均是共产党员,在家拿了三个秫秸、三根棍子,一个油灯,一夜挖了个安全洞,里边能坐四、五个人。任何人不知道,准备敌人扫荡的时候做掩护。

在1942年春,敌人的碉堡林立,有一次县委在王高堡开会,开到深更半夜,怕敌人捂村。这时县委书记赵仲对我说:“咱到你村住一夜。”我们走了十七八里地,到了我村大冯古庄。赵仲对我说:“咱住在你家。”我说:“我家不能住,敌人知道我是大大的八路。”我就领着赵仲到了我村一个菜园子,是我大伯的菜园。我们就地躺下,累坏了,躺下就睡着了。天一亮,有本村佃户李中华背着粪筐,把我叫醒,他说:“继仪叔,怎么你还睡呀,咱村青年都被鬼子捂走,去彭村挖惠民沟去了。”这时,我把赵仲叫醒,跟我走西边一个庄稼道,敌人没有走过这条路。走到候家坟北头一棵杜树下,就看到去彭村的路上敌人赶着抓的老百姓,看得真真的。在这个时候,我对赵仲说:“在这地南头道沟旁,我挖了一个安全洞。”他说:“你领我去看看去。”我俩在这洞口坐着说话,我一抬头,看见鬼子带着狗向我俩走来。我说:“赶快钻洞!”刚进去敌人在洞上面就过去了,没有发觉我们。敌人向西北走去,我和赵仲同志安全地在这道沟里进村。这时我父亲认为我被鬼子抓走,他不知道我挖了个安全洞。1949年赵仲南下,他走到哪里,说到哪里,这个安全洞起了这么大的作用。

先是挖安全洞,环境逐渐的恶劣,敌人不断的扫荡,敌人碉堡林立,我在上级党的领导下,在大台辛庄和白家辛旺,这两个村的支部党员多,村干部大部分是党员,进行挖地道,有20多家通了地道,还有卡口。敌人如果放毒瓦斯,我们也有办法,始终这两个村的地道没有被敌人发觉。一旦敌人扫荡,我们五分区负责人大部分来这两个村地道作掩护,敌人扫荡过后,就出来坚持工作打击敌人。晚上到敌人据点附近,在煤油筒里放进鞭炮,一放,逗的敌人放机关枪,这样迷惑敌人,敌人也闹不清有多少八路军。

这地道起了很大作用。来这里掩护的有的认识,有的不认识,又怕来掩护的人如果被捕,领着敌人来破坏我们。为防止万一发生,我们想出一个办法,向凡是来掩护的说明白,不是不相信谁,先把来掩护的同志领到一个院子里,把眼蒙起来转几个院子,再进地道口,到了地洞里,就把蒙眼的毛巾摘下。敌人扫荡过去,再蒙上眼睛出地道口,再转几个院子,主要让掩护不知道地道口在哪里。

吃饭问题,吃棒子面窝窝头,吃咸菜。我记得大台辛庄支部书记刘长荣,他家住在村南,一家人参加,利用他家里一个猪圈,挖了一个能盛五、六个人的地洞。有一次地委武装部长牟海秀去宣传地方精神,在这洞里开会,有县长郝正平,曹宝生参加。这个地洞口在喂猪的一个铁盆子底下。刘长荣家里很穷,没有饭吃,我晚上走10里路去白家辛旺找村长弄了两斗棒子,当晚回来,进大台辛庄,不敢走大道,在村外听听村里没有敌人,再背棒子进村,再让刘长荣爱人加工做好窝窝头,就是这样艰苦奋斗。

1942年两枪打了个大胜仗 1942年春节,我们景南县县委机关住在律寨村的东边吕屯村。腊月三十这天,五分区司令部带有一连八路军,这个连有三挺机关枪。他们在律寨村住下,就马上搭台子演戏,一部分战士挖防卫工事。县委机关数我年岁大些,大年三十这天,区里给我送来慰劳品,有猪肉和白面等。每逢过节日、阳历年,我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准袭击敌人;过阴历年,日本鬼子准来打我们。在三十这天,我就料理包饺子,包好饺子等明天一早吃饺子过年。我把水烧开,把饺子做熟,吃饱了。我们县委机关同志集合起来,准备向该村烈军属拜年的时候,律寨村南机关枪响了。这天出动的有彭村、马朗、孙村、后留名府、大兴、龙华的鬼子,龙华是总指挥机关,中村队长为总指挥。我们司令部防守特务连长第一枪打死鬼子的机枪手,中村鬼子总指挥接过机枪就向我们打枪。我们连长第二枪把总指挥队长打死。这时敌人放了个信号弹,各路围攻律寨村的六路鬼子都灰溜溜的跑回各据点。这次战斗时间很短,两枪打死中村总指挥、机枪射手。各村老百姓听说打死中村,各区纷纷给司令部送慰劳品,这个胜利太好了。

1942年秋天,具体日子记不清了,孙村鬼子才安上据点不久,环境逐渐恶化。这时我们开县委会,有县委书记赵仲、组织部长王俊杰、宣传部长陈非和我。正在这家东房里吃饭的时候,王俊杰正在北房里,突然孙村敌人来乜高堡村。敌人在北上房,把王俊杰抓走。我和赵仲、陈非在东屋,敌人没有发觉我们三人。这时候,这家一个姑娘对我们说:“我给竖上梯子,你们逃跑吧。”这时,赵仲、陈非和我跳到后院,这家正在雇人铡草,陈非同志接过刀来就铡草。我和赵仲就跳墙头,赵仲跳是脸向里,扒着墙头向下跳下去的。在跳的时候敌人没有发现我俩,赵仲跳下就跑,这时敌人发现了他,就向他开枪。敌人一打他就扒下,不打就跑。我认为赵仲被打死了。我当时很紧张,脸朝外向下跳,摔的不能跑了,这时敌人发觉我,问我:“你干吗的?”我说:“走亲戚的。”“上哪村走亲?”我说:“东柳高堡。”“是你的什么亲戚?”我说:“是我姑夫。”“你家姑夫叫什么名字?”我说:“叫柳凤德。”敌人说:“你是哪村的?”我说:“是大冯古庄的。”敌人说:“你村村长是不是叫高兴臻?”那鬼子不懂汉语,问我的是皇协军。押着王俊杰的皇协军说“带着他!”问我的那个皇协军说:“带人家干嘛,人家是走亲的。”这时我也不敢跑,就慢步走到刘镇,这村离柳、乜高堡约三华里的样子。这时我心想组织部长被敌人逮住了,赵仲(县委书记)被打死了。刘镇聂兆瑞的儿子是个党员,我到他家对这个党员说:“请你父亲赶快去乜高堡找村长,想办法救人。”这个乜高堡党的基础好,农会主任都是党员。房东对皇协军说:“这是我儿子,在天津学买卖才回来。”村长乜庆林偷偷送给伪军几十元钱,把王俊杰马上放了。赵仲被打了十几枪,没有打伤,他跑到杨庄村东碰上一个党员正在放羊,他接过大鞭装放羊的,这下子就安全无事,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把腿摔着,回村养了十几天,就好了。以后敌人知道了错放了一个大大的八路的干活的,这才在孙村安据点,鬼子是不了解情况。

1943年我村有个姓彭的,小名叫彭秃,我和牟海秀同意派他到孙村据点中当伪军,当时给他的任务是经常将孙村敌人的详细情况向我们报告。

在8月30日这天,十个伪军两个鬼子驾两辆马车到石德路龙华车站领子弹和给养。彭秃上午到了龙华,正是龙华集日,他碰见我村窦二来,把这个情报送了出来。当时县大队住在房家辛旺,收到这个情报马上研究,马上派了一个排的兵力,埋伏在圣堂西南方向一个道沟里,沟两旁长有红荆,很好隐蔽。又派了一个战士穿便衣背着草筐放哨,如下午敌人回来的时候增加大批人马,在一个松树后就打一枪,我们的埋伏就撤走,就不打了;如果仍是原来的两个鬼子十个伪军运回子弹和给养,就让他们走进埋伏圈。后来,没有十分钟就把两个鬼子打死,其余十个伪军(彭秃在内)全部逮住。这个仗打的很漂亮,我们无一伤亡。

在1943年10月间,我要求去太行山冀南区党校学习(整风)。景南县委批准我到太行山学习。三区委书记由曹保生同志担任。当时,按规定,给我十五斤小米,卖了11元冀南银行票子。当时鬼子出的准备银行票值,九元冀南票兑换一元准备票子。当时碉堡林立,白天不能走,只是夜间由地下通讯员送,很少白天走,由衡水到冀县是白天走的。我给通讯员拉车,行走到了尧山县一带,白天不能行走,交通站住的村长领我到山药地窝棚里,等到晚上交通队员再送我到了任县,我就手中没有钱了,正巧遇见三地委一个宣传部长,我对他说:“我花完了。”三地委宣传部长对我说:“我管你吃饭。”过了京汉路到了太行山最后一个站,那里 没有敌人据点,白天就接着去冀南区党委的路线走。到了区党委住处,吃饭无钱买碗,在地主家找了一个碗,二根柳棍当筷子用,无钱买钢笔,和同志要了一个蘸水笔,用了将尽二年。

这一年,隆平县遭旱灾,老百姓无力种地也无种子。八路军亲自到太行山去背麦种,人拉犁给老百姓种地。这种行动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八路军真是实实在在的是老百姓的队伍,大伙很受教育。

到了党校,当时吃的是小米干饭,黑豆当咸菜。当时到太行山党校约3000人,其中县级干部编一个大队,区级干部编一个大队;下分队再分班。我在的这个班有二十几个队员,进行学习文件。自从学了康生的《论救失足者》,就犯严重逼供信错误,把来自大城市干部、地富出身的干部、被捕过的干部,绝大部分打成判徒、特务,光打人方法就有几十种,逼的受不了了,还有自杀的。以后大队学员由涉县南庄转到林县,住在东西张村进行甄别平反。在西张村召开了给领导提意见民主大会,区党委书记李青玉听同志们批评。我记得一个部队的青年干部在民主大会上对李青玉说:“李青玉,我对您不称同志了,您给谁做的工作,我看你不是给共产党做工作。在冀南这样环境里坚持工作,来到党的怀抱学习,你把他打成反革命。”学员都说:“三李大闹太行山。”是指李大章、李青玉、李德(李大章是北方局宣传部长,具体领导冀南整风学习,犯了逼供信错误)。这个错误主要由康生负责。在延安整风枪决王实味据说也是康生干的。

附:窦继仪生平

窦继仪(1908.1—1996.6)曾用名柳山,景县龙华镇大冯庄古庄人。

1926年,龙华第三高小毕业后,他到天津一个文具厂当学徒工。1929年到泊镇第九师范学习养蜂技术。

1933年4月,由贾景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白色恐怖环境下,他以养蜂为掩护,骑自行车到衡水、武邑、冀县师范、泊镇第九师范出售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。1934年在刘建章的领导下,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,取得土地所有权的胜利。

1938年,他任景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农会组织部副部长,开展减租减息运动,发展共产党员。

1939年,任景县第四区区委委员,宣传、组织群众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抗日活动。

1940年至1942年,历任景南县一区、三区区委书记;1942年被选为模范共产党员。

1943年10月,到太行山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整风学习。

1945年6月,回到景县任二区区委书记。

1946年7月,任景县工委组织部副部长、武装部长。

1948年,任冀南贸易公司衡水分公司经理。

1949年,任华北土产公司临清分公司经理。

1950年任中国土产公司平原省公司经理。

1952年任中商部监察局监察专员。

1958年,监察部驻各部监察局撤销,他被调到安徽省淮北,筹建矿区,投产后任新被批准成立的淮北市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,任职十四年。

1972年4月离休,定居北京西城区。曾担任青龙桥学校的校外教导员,还担任西城区关心下一代协会成员。

1992年,他撰写了革命回忆录,对景县(景南县)从1934年至1943年的历史现状、抗日斗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1996年6月,窦继仪在北京逝世,享年88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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